这不是胖东来第一次向此群体敞开大门。去年，其新乡新店就录用了 30 名刑释人员。相较于去年仅招录 " 中轻度犯罪 " 刑释人员的标准，本次将招录范围拓展至 " 刑期 5 年以上 " 群体。这一调整引起舆论争议。
舆论发酵后，胖东来 8 月 17 日回应称，公司面向刑满释放人员的招聘并非无门槛接纳，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不予录用，录用人员将被优先安置在仓储、物流等后台岗位，不直接面向顾客，并设置 6 个月双向试用期。
稳定就业是降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率的最关键因素。数据显示，释放后两年内的再犯高峰期与失业状态高度相关，这充分印证了就业支持对降低再犯罪率的核心作用。胖东来作为优质企业，主动为这一特殊群体打开就业通道，这份尝试难能可贵。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曾表示，" 刑释人员已是平等公民 "" 不用觉得低人一等 "。但现实却是：尽管只是 20 个名额的小范围试点，舆论场上仍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这说明，公众无法卸下对这一群体再犯罪风险的担忧。公众的担忧可以理解，尤其是在商超这样老人、儿童高频出入的场所。企业迅速作出澄清，通过明确罪名筛选、实行岗位隔离、设置试用期等风控等管理手段，安抚公众的焦虑。
这一过程表明，刑释人员改过自新的权利和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二者需要寻找平衡点。未来或许可以尝试建立一套分级评估、分类管理的制度安排。
然而，更深层的争议在于，企业的澄清虽然回应了公众的安全感焦虑，却未能完全消解社会对 " 公平 " 的追问。胖东来向来以善待普通员工著称，如今却专门划出名额向刑释人员倾斜，这引发了一个尖锐的公共讨论：工作机会为何不优先留给遵纪守法的公民？法理上的许可，并不等同于文化伦理层面的绝对正当。究竟何时施以善意、何时选择宽容、又该给谁重生的机会——这套复杂的价值判断，其答案或许只能在社会整体的宽容与宽恕中去寻找，而非一家企业能回答的。
从胖东来的艰难尝试，到 2026 年《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引发的巨大争议，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对犯错者接纳的文化困境。在法律层面，违法记录封存不等于删除记录，办案机关依旧可以调取查询，它只是拒绝无差别地向普通用人单位随意公开。但很多人直接把它理解为 " 给坏人洗白 "，激起强烈抵触情绪。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折射出一个深刻的社会现实：我们在法治理念上已经承认 " 惩罚止于刑罚结束 "，人有改过自新的权利，但在大众的文化心理层面，要真正完成这种和解，依然道阻且长。
违法记录封存尚且如此，犯罪记录封存就更加困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是想要破解轻罪人员前科终身标签化的难题，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但前述社会文化心理和舆论压力已经影响到立法，如 2026 年 11 月生效的《监狱法》就把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仅适用于未成年犯；正在修订中的《刑事诉讼法》能否明确轻微罪封存制度也在摇摆之中。这从根源上不利于降低再犯罪率。
此外，我们还应警惕一种舆论倾向：但凡有人主张给予刑释人员改过自新的空间，便被粗暴地扣上 " 圣母心 " 的帽子。不可否认，空谈包容与善意可能是现实版的 " 农夫与蛇 "；但倘若社会因此摒弃善意、完全放弃人性向善的基本预设，看似安全，实则背离了刑罚矫正的初心。法律惩戒的目的，不是毁灭一个人，而是挽救一个人、教化一群人。如果一味排斥、不给机会，最终只会制造出更多的社会对立面。
从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引发的波澜，到胖东来招聘刑释人员面临的争议，这些事件无不表明：前科去污名化绝不仅仅是立法修法层面的任务，更是一道社会观念难题。如何在宽恕悔过者、维护公共安全与保障就业公平之间求得平衡，是我国社会治理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课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