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产联社 CLS，作者 | 张致鹏
2025 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 1.189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2026 年前 7 个月，顺差约 6874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大体相当。今年会不会进一步接近 1.3 万亿美元，现在还不好判断。但我国连续出现万亿美元级贸易顺差，已经足以改变未来几年外部经贸环境。
原因并不复杂。对任何一个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国家来说，逆差很容易在政治上被换算成就业损失：从国外进口更多产品，就意味着本国企业少卖了一些产品；市场份额下降，又可能带来工厂收缩和就业减少。这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容易被公众接受的理由。
它有现实基础，但把贸易逆差与就业损失作一对一对应，在经济学上并不成立。贸易差额还受储蓄、投资、财政赤字、汇率和资本流动影响；进口的中间品、能源和设备，也在支撑进口国自身的生产和就业。
问题在于，贸易造成的调整成本往往高度集中。一家工厂关闭，会直接影响一个城市、一批工人；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带来的收益，却分散在几百万消费者和企业身上。前者更容易形成政治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持续超过 1 万亿美元的我国贸易顺差，无论怎样解释其经济成因，都很可能引来更多关税、补贴调查、本地化要求和产业保护措施。因此，商务部近期提出 " 出口多、贸易顺差大不能直接等同于产能过剩 "，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但讨论不能停在这里。真正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是：我国为什么能够出口这么多？又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大的贸易顺差？
这其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我国为什么能够出口这么多？
先看出口。
如果把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主要解释为国内需求偏弱，企业把在国内卖不掉的产品转向国外，会遇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困难：这些年我国出口增加的同时，出口产品本身也在变。
新能源汽车是最受关注的例子，但远远不止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高端机床、电力设备、储能设备、工程机械、船舶以及复杂电子产品都在扩大海外市场。一些产品目前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并不高，比如大型盾构设备、海上风电安装船，但它们具有很强的指标意义。它们说明我国已经能够进入越来越多技术要求高、工程体系复杂、过去国际竞争力有限的产品领域。
所以，今天我国出口的变化有两层。一层是原有产品卖得更多；更重要的一层，是我国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产品范围扩大了。
这就需要把 R&D 放进来。
2020 年，我国全社会 R&D 投入约 2.44 万亿元；到 2025 年已经接近 3.93 万亿元，五年增加约六成，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 GDP 的 2.80%。而且我国 R&D 具有很强的企业和产业特征。企业承担全国接近八成的研发支出，基础研究占比仍不到 7%，大量投入最终进入产品开发、工艺改进、试验发展和工程化。
当然，R&D 不能直接等同于生产率，专利数量也不能直接代表技术水平。但如果观察五年、十年的产业变化，研发投入会逐渐改变一个国家 " 能够生产什么 "。很多今天成为出口增长点的产品，背后都有长期研发、工程化和供应链积累。过去谈我国制造优势，主要强调成本、规模和完整产业链；现在还必须加入技术和工程能力。
这种变化也说明，仅用国内需求偏弱，很难解释这一轮出口增长。国内需求变化可以改变企业在哪里销售，却很难单独解释为什么一个经济体不断进入新的复杂产品市场。要解释后者，仍然要回到技术进步、产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全球需求当然也不能忽略。AI 投资、新能源、电网建设、数据中心以及新兴经济体工业化，都创造了新的贸易需求。但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总体并没有出现类似危机前的长期高速增长。我国出口能够持续快于全球市场，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国为什么能够在有限的全球需求增量中拿到更大的份额？
供给能力的提高，是其中一个重要答案。
我国出口还有一项价格优势
技术和产品升级解释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来自价格。
IMF 的评估显示，与 2021 年相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累计下降约 14%。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几年我国物价涨幅明显低于美国、欧洲以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有关。
实际有效汇率的重要性在于，它同时考虑名义汇率和国内外物价变化。人民币兑美元即使没有大幅贬值，只要美国和欧洲的价格上涨较快，而我国价格基本稳定，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就会下降。出口企业由此获得价格竞争力。
所以，近几年我国制造竞争力的提高，大体有两股力量。
一股来自研发、产品升级、产业链完善和规模经济。它提高了我国制造的技术和产品能力。
另一股来自国内外价格差和实际汇率变化。它提高了我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
这两股力量同时发挥作用，全球经济增长不快与我国出口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就容易理解了。世界市场没有突然变得特别大，我国企业却能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这里也需要注意，价格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的性质不同。实际汇率会随着国内外通胀、名义汇率和宏观政策变化而调整；技术、工程能力和产业链优势则具有更强的累积性。未来如果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回升，我国出口能否继续保持竞争力，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后一类优势能否继续提高。
这也是 R&D 和出口结构值得持续观察的原因。
那么，73% 的产能利用率怎么理解
讨论到这里，产能利用率是绕不开的。
今年二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3.0%，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这个数字不算高。部分行业的压力更加明显：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 59.6%，化工为 69.4%，汽车制造业为 70.8%，电气机械为 70.3%。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部分行业确实存在需要调整的产能。房地产下行对建材等产业的影响很明显，一些新兴行业前几年投资增长较快，现在也进入更激烈的市场竞争阶段。对此没有必要回避。
但 73% 的全国平均值也容易掩盖另一面。同期通用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达到 80.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到 78.7%，专用设备制造业也超过 76%。这些行业和房地产相关行业所处的需求周期、技术阶段和全球市场状况差异很大。
因此，产能问题更适合按行业来判断。
如果一个行业长期缺乏需求，企业持续亏损，技术没有进步，低效率企业又不能正常退出，那么产能调整就是必要的。如果产品在国内外都有稳定需求，技术仍在进步，企业还能获得合理回报，仅仅因为生产规模超过本国消费规模，就很难据此判断产能缺乏经济合理性。
对于一个制造业高度国际化的大国，这一点尤其重要。德国汽车、日本机械、韩国半导体的生产能力，从来都不由本国消费规模决定。我国越来越多产业同样面对全球市场。
所以，当前我国确实存在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问题，但这不足以解释我国出口竞争力整体上升。两者需要放在不同层面讨论。
顺差为什么会这么大，内需在这里更重要
到了这一步，才能更准确地讨论国内需求。
出口强，并不自动意味着顺差一定很大。一个经济体如果同时大量进口，完全可以在出口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保持相对平衡的贸易账户。
我国形成 1.2 万亿美元左右的顺差，说明出口竞争力之外，还有另外一面的因素。
贸易顺差等于出口减去进口。国内消费和投资增长相对温和，会降低一部分进口需求；国内价格偏低，又通过实际有效汇率进一步提高出口价格竞争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顺差自然会扩大。
所以，对于当前我国经济，有一个区分可能非常重要：
我国为什么能出口这么多，更多要从供给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寻找答案；我国为什么形成这么大的顺差，则必须认真讨论国内需求。
国内需求相对偏弱，也会促使部分企业更多开拓海外市场。这种 " 内销转外销 " 的机制确实存在。但它更像一个放大因素，很难单独解释今天我国出口的产品升级和市场份额变化。
换句话说，内需相对偏弱可以解释一部分出口行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进口增长没有完全跟上出口；它无法充分解释我国为什么突然能够生产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复杂电力设备和大型工程装备，并且在全球市场获得订单。
这样看，围绕 " 内需 " 和 " 产能 " 的很多争论其实可以化解。
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仍然贡献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内需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体。但房地产调整仍在持续，商品消费增长相对温和，价格水平也处于低位。与此同时，制造业的研发投入、生产能力和产品复杂度提升较快。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速度差：供给能力增长得很快，国内购买力和需求扩张相对慢一些。
这也是巨额贸易顺差形成的重要宏观背景。
下一步的问题，是把国内市场做得更强
如果上述判断成立，我国未来面对的政策选择其实相对清楚。
我国没有必要通过削弱制造业竞争力来降低贸易顺差。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完整产业链、研发能力、工程能力和规模优势，是我国经济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未来增长仍然需要这些能力。
更值得努力的方向，是让国内需求更快追上供给能力。
这首先意味着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已经能够生产越来越多复杂、高质量的产品，但居民部门能否充分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决定了这些新增供给能有多少最终转化为国内消费。
国内需求增强以后，进口也会自然增加。我国不仅会向世界卖更多产品，也会购买更多海外商品、资源和服务。贸易顺差随之有条件逐步收窄。
与此同时，如果国内需求改善，价格水平逐步恢复到更加合理的区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会出现相应调整。我国出口竞争力对价格优势的依赖会下降，技术、产品质量和产业链能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这种调整对我国自身有利，也有助于缓解外部贸易压力。
一个长期超过 1 万亿美元的顺差，无论经济学上如何解释，在美国、欧洲和其他贸易伙伴国内都会不断遇到 " 进口冲击就业 " 的政治叙事。这个叙事并不严谨，但不会因此消失。随着我国出口从服装、家具进一步进入汽车、机械、绿色产业和高技术制造，涉及的恰恰又是各国更重视就业、技术和产业安全的领域，贸易摩擦甚至可能比过去更加复杂。
因此，1.2 万亿美元顺差真正提出的课题，并不是我国制造得 " 太多 " 或者出口得 " 太多 " 这么简单。
它说明我国的制造和创新能力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过去我国首先解决的是有没有生产能力。后来解决的是能不能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现在越来越多行业已经开始解决能不能生产复杂产品、能不能在全球市场与领先企业竞争。
下一步的问题，则是国内市场能否与这种供给能力同步成长。
如果居民收入、消费和服务需求能够更快提高，我国制造仍然可以保持全球竞争力，同时拥有一个更强大的本土市场。贸易顺差也更有可能在这种增长中逐步趋于均衡，而不需要以削弱产业竞争力为代价。
这或许也是今天讨论我国出口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强大的制造能力已经形成，接下来需要与之匹配的是更强的国内购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