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浪潮下，我国城乡老年人就业格局的分化，正成为一个不易察觉却日益深刻的现实。
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至 2020 年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整体就业率从 30.3% 降至 22.6%。但城乡走向截然相反：城市老年就业率从 6.9% 上升至 7.7%，而乡村老年就业率则从 42.8% 大幅下滑至 34.4%。城乡老年就业率的绝对差距从 35.9 个百分点收窄至 26.7 个百分点，但差距依然悬殊。
与此同时，老年就业的行业版图也在重塑。从事农林牧渔业的老年就业者占比十年间从 87.1% 降至 66.1%，下降 21 个百分点；而转向建筑业、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行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这意味着，农村老人正在加速退出传统农业劳动，城市老人则在服务业扩张中寻找新的位置。
数据的反差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同样是步入晚年，为什么农村老人的劳动参与率在持续下降，而城市老人却在触底反弹？这究竟是个人选择与身体条件的自然差异，还是城乡资源分配与服务供给方式的不同在起作用？
先看城市。据学者翟德华、于存洋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分析，2010 年我国城市老年就业率仅为 6.9%，十年后缓慢升至 7.7%。虽然绝对水平依然很低，每 100 个城市老人中不到 8 人在工作，但方向是向上的。更重要的是，所有年龄组都在上升：60-64 岁组从 13.2% 升至 13.8%，65-69 岁组从 7.3% 升至 8.4%，70-74 岁组从 3.0% 升至 4.2%。这意味着，低龄健康城市老人正在以更积极的姿态重返劳动力市场。
（整理制图：长青研究社）
同期，城市女性老年就业率从 3.7% 升至 4.6%，男性从 10.1% 升至 11.1%。女性增幅更大，这与城市服务业扩张提供的灵活岗位不无关系。城市老年就业率的上升，反映的不是 " 被迫劳动 " 的增加，而是 " 有意愿、有能力、有岗位 " 三重条件叠加的结果。
再看农村。同一研究结果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10 年农村老年就业率高达 42.8% ——接近一半的农村老人在劳动。但到了 2020 年，这一比例降至 34.4%，十年间下降了 8.4 个百分点。退出的主力是 60-69 岁的 " 低龄老人 "：60-64 岁组就业率从 68.5% 降至 53.2%，65-69 岁组从 51.3% 降至 42.4%。为什么他们会退出？
一升一降之间，城乡老年就业率的绝对差距从 35.9 个百分点收窄至 26.7 个百分点。但即便如此，农村老人的就业率仍是城市老人的近 4.5 倍。这个 "4.5 倍 " 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就业逻辑：城市老人工作更多出于价值实现，农村老人工作更多出于生存必需。
然而，这个对比有一个重大漏洞：城市老年就业率严重低估了老漂族的实际劳动参与。
普查对 " 就业 " 的定义是 " 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有酬劳动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全国流动老人规模已超过 1800 万人，其中专程来照顾孙辈的比例高达 43%。这些老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女性——每天从事大量无偿家务和照料劳动，但在统计上却是 " 非经济活动人口 "。如果将这些劳动折合成市场价值，城市老年人口的 " 真实劳动参与率 " 会显著提高。
这意味着：城市老人不仅是有酬就业率在上升，无偿劳动参与也在扩大。而农村老人的退出，除了身体和岗位原因，还可能与随迁进城有关——这部分老人从 " 农村就业人口 " 变成了 " 城市非就业人口 "，进一步压低了农村就业率。统计口径的盲区，让我们看到的 " 分化 " 可能比实际情况更陡峭。
那么，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漏洞，城乡老年就业的真实差距究竟是更大还是更小？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 " 就业 "。但无论如何，一个基本事实不会改变：农村老人的劳动参与率仍然远高于城市，只是退出的速度在加快；而城市老人的劳动参与，无论有酬还是无酬，都在增加。
然而，这个现象层面的事实，还远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农村老人在加速退出？是身体不允许，还是市场不需要？为什么城市老人在缓慢进场？是政策鼓励，还是产业驱动？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看清一个事实：城乡老年人活在两套截然不同的规则里。
城市老人退休后有相对稳定的养老金收入，农村老人则基本没有。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4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 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折算的月人均待遇约为 3825 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待遇约为 246 元。两者相差 12 倍以上。一个城市退休职工每月有近 3800 元的固定收入，足以覆盖基本生活；一个农村老人每月不到 300 元，连米面油盐都难以维持。于是，养老金决定了 " 要不要工作 " 的底层逻辑：对城市老人，工作是 " 锦上添花 "，为了社交、价值感或 " 不想闲着 "；对农村老人，工作是 " 雪中送炭 "，没有这笔收入，生活就可能无以为继。这正是为什么农村老人的就业率远高于城市：不是因为他们更爱劳动，而是因为他们更缺钱。
养老金决定了 " 要不要工作 "，而 " 产业结构 " 则决定了 " 有没有工作可做 "。
在农村，过去十年发生了两重变化。第一，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0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1%，比 2010 年的 52% 提高了 19 个百分点。一台收割机能干几十个人的活，直接替代了老年劳动力。第二，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并未同步增长。乡镇企业的吸纳能力有限，而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下的老人既缺乏技能，也缺乏岗位信息。于是，大量农村老人从 " 半农半工 " 的状态被迫退出。
在城市，情况正好相反。服务业扩张带来了大量对年龄要求不高、技能门槛较低的岗位：社区保洁、养老陪护、保安、家政……这些岗位很多是按小时计酬、时间灵活，恰好适合 60-70 岁的低龄老人。这便形成了城乡之间最残酷的产业分化：农村缺少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岗位；城市缺少的不是岗位，而是愿意干的人。
制度和产业之外，还有一重更隐秘的变量——家庭内部的代际契约。
在农村，" 养儿防老 " 的传统正在瓦解。儿子进城打工、定居，与父母的空间距离拉大；子女自身背负房贷、育儿压力，能够反哺父母的金钱和时间都很有限。基于北京大学 CFPS2022 数据：农村 60 岁以上老人中，能获得子女定期经济支持的比例不足 40%，月均金额不到 500 元；若包含偶尔资助、实物和过节费，则约 73% 的农村老人能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月均约 273 元。与此同时，农村老人的 " 自我养老 " 意识增强，既然子女靠不住，就只能自己干到干不动为止。这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老人就业意愿仍然强烈，但退出速度却在加快：他们不是不想干，而是干不动了或没活干了。
在城市，一种新的价值观正在浮现—— " 老有所为 "。越来越多的低龄退休老人不再满足于带孙子、跳广场舞，而是希望继续参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上海市老年学会 2023 年针对 60-70 岁城市退休老人的调查显示，约 42%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尝试有报酬的工作，这一比例与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2023 年全国调研中低龄老人 45% 的就业意愿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老人的再就业动机呈现明显的 " 非物质化特征 "：67% 以 " 充实生活 " 为首要原因，53% 出于社交需求，仅 48% 将 " 增加收入 " 作为主要目的，与三四线城市、农村老人以经济压力为主的动机形成鲜明对比。工作对他们来说，不是生存手段，而是生活方式的选择。
农村的 " 被迫退出 " 与城市的 " 主动参与 " 塑造了今天城乡老人就业率的分化格局。但这不是终点。未来十年，延迟退休政策落地、上亿大龄农民工返乡、以及各地密集出台的老年人就业支持政策，都将进一步改写这两条曲线。这些正在发生的新变动，才是真正牵动人心的部分。
第一个变量是已经落地的延迟退休政策。根据 2024 年 9 月 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及国务院配套办法，我国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男职工从 60 岁起每 4 个月延迟 1 个月至 63 岁；原 55 岁女性干部同节奏延至 58 岁；原 50 岁女性职工每 2 个月延迟 1 个月至 55 岁。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该改革已 " 稳妥实施 "。
对企业而言，延迟退休意味着用工成本增加：企业需为延迟退休的员工额外缴纳数年社保费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对城市老年就业率的 " 政策性推高 "。日本的政策经验可作对照——通过《高龄者雇佣安定法》强制企业保障 60 – 65 岁老年人就业权益，并对 65 – 70 岁推行努力义务；据日本总务省 2025 年 9 月公布数据，2024 年日本 65 岁以上老年人就业率约为 25.7%，就业人数连续 21 年增长。中国的延迟退休虽然节奏更缓，但方向相同。这一政策的最大效应，不在于强制延长所有人的工作年限——允许弹性提前退休，体力劳动者可以按期退出——而在于它从制度上打破了一个旧认知：退休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红线，60 岁之后继续工作，正在从 " 特例 " 变成 " 可选项 "。这一转变对城市低龄老人就业意愿的释放，才刚刚开始。
第二个变量，是规模巨大且持续加速的大龄农民工返乡潮。
农民工群体的快速 " 老龄化 "，是这场变局中最深层的推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6 年 4 月发布的《202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5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30115 万人，平均年龄 43.3 岁，50 岁以上占比 32.0%，这意味着每三个农民工中，就有一个超过 50 岁。" 十五五 " 时期 50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有望突破 35%，规模或超 1.1 亿人这批人正在不可逆转地 " 老化 "，而他们在城市的机会空间正在同步收缩。
最直接的推力来自建筑行业的 " 清退令 "。自 2022 年起，全国多地出台建筑业用工年龄规范，禁止 60 周岁以上男性及 50 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作业。尽管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关注大龄农民工问题，从 2023 年 " 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 到 2026 年 " 加强大龄农民工关爱帮扶 "，政策口径已从 " 清退 " 转向 " 帮扶 "，但一线就业壁垒依然坚硬。据《工人日报》、央视网等权威媒体的一线走访与调研，超八成 60 岁以上农民工求职仍遭拒绝，建筑行业拒录率高达九成以上政策松绑尚需时日，但老人等不起。
于是，数以百万计的大龄农民工正在被迫返乡。根据江西省临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 年 1 月发布的返乡就业专项活动报告显示，该地区返乡农民工中 50 岁以上劳动者占比高达 55.5%，多为体力型或技能单一型劳动力，原本从事建筑业、制造业、住宿餐饮等传统行业。返乡并不意味着 " 养老 "。他们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每月仅两三百元，家庭还有托举子代购房、支持孙代教育等刚性支出。
根据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学者黄丽芬的研究指出，大龄返乡农民工面临 " 退而不休 " 的四层生计压力：未完成的人生任务、托举子代小家庭、自我养老储蓄以及村庄人情往来。他们既找不到与其技能匹配的非农岗位，又无力重返高强度体力劳动，最终只能滞留在非正规的零散劳动中。对他们来说，城乡就业率差距收窄，不是农村岗位增多了，而是农村老人在被双重挤压下 " 无处可去 "。
第三个变量是正在密集进场的政策干预。
2025 年上半年，民政部等 19 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 " 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 "，并依法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同年 7 月，人社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进入 2026 年，地方政策加速落地：重庆率先推出 35 条举措，将老年人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探索超龄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上海 28 个部门联合出台实施方案，支持用人单位返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并鼓励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银发产业发展直接结合。
这一轮政策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从 " 社会保障兜底 " 转向 " 社会参与赋能 "。老年群体不再只是 " 被赡养的对象 "，而是被重新定义为可供社会持续开发的 " 资源 " 与 " 力量 "。政策重心从 " 你老了就该休息 " 向 " 你愿意干、有能力干，我们给你创造条件 " 转移。
但政策的落地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资源向哪里倾斜。如果城乡养老金差距不实质性缩小，农村老人就业率下降的趋势可能会加速。而当城市老人因延迟退休和适老岗位增加而继续 " 进场 " 时，上亿大龄农民工却在返乡潮中加速 " 离场 " ——一个向下，一个向上，这两条曲线的走向，不仅不会趋于一致，反而可能越拉越开。
这场分化才刚刚进入深水区。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不是单个政策的力度，而是制度、产业与家庭三重结构能否同时完成艰难的转型。而这，远比就业率的数字，更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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