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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史料中，狄仁杰与武则天这对君臣的关系可谓貌合神离，表面君视臣如手足（股肱）、臣视君如首脑，实则各怀鬼胎、各有打算。两人虽然祖籍同地，却丝毫不见乡党之情；在 " 面对面 " 的君臣一体、上下同心中，更是 " 背靠背 " 地暗下杀手，狠招迭出。尤其是狄仁杰，更是以 " 反对武则天总后台 "" 反对武周联盟总盟主 " 的政治形象，出现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经典史籍中。
无论是这些史籍所载史料的暗示，还是史家所下史论的断言，都明确无误地指出这样两个客观事实：正是因为狄仁杰的力谏，武则天才接回被废黜的三儿子、前皇帝庐陵王李显，复立其为太子，确立李氏儿子而非武家侄子的接班人地位；正是因为狄仁杰生前提拔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诸人，才有后来张柬之等五人发动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推动武周向李唐回归。
在这两个客观事实的加持下，无论是和狄仁杰、张柬之同时代的唐人，还是《旧唐书》《新唐书》成书时期的后人，抑或几千年后的今人，大多都认为是狄仁杰临终前布下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袁恕己五颗棋子，授意他们不惜发动军事政变也要迫使武则天交权，扶持李显上位，最终将武周改旗易帜为李唐。如与张柬之关系密切的唐人李邕为狄仁杰所立传记《狄梁公传》（又名《狄仁杰传》《狄梁公别传》《梁公别传》《狄梁公立庐陵王传》等），就绘声绘色地书写了狄仁杰生前对张柬之等五人进行最终政治交代的故事。
据《狄梁公传》载，发动神龙政变的张柬之等五人，" 皆公（狄仁杰）所荐 "。狄仁杰对他们寄予厚望，有天秘密召见五人，和他们进行最后谈话，向他们托付大事，即 " 五公盛事 "。而这 " 五公盛事 " 的具体内容，就是发动军事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推动武周回归李唐。
《狄梁公传》甚至还认为狄仁杰未卜先知，认定武则天的侄子、梁王武三思是政变要清洗的关键对象之一，并将此事交代给张柬之等人，武家势力的重要代表武三思此时还手握重权，发动政变时必须首先解决武三思，否则你们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梁王三思掌权，可先收而后行也。不然，则必反生大祸！
《狄梁公传》书写的狄仁杰与张柬之等人的对话，颇有政治遗嘱的意味。而按照该书的叙事，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是按照狄仁杰生前交代的剧本上演。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的地点、日期、过程，皆如狄仁杰生前所料。只是他们在政变成功后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按照狄仁杰生前反复交代的策略 " 先收 " 武三思，反而幻想让中宗李显亲自动手诛杀武三思等诸武以立威，最终遭到武三思反扑，以致 " 俱遭流窜 "，含恨而死。这种叙事逻辑过于神化狄仁杰的料事如神和先见之明，反而有些怪力乱神的荒诞不经色彩，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不予采信。历史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狄仁杰虽然举荐过张柬之、桓彦范、敬晖，但与崔玄、袁恕己没有直接关联，五人并非如《狄梁公传》所言 " 皆公所荐 "，该书所记狄仁杰和五人进行集体谈话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存疑的。
《狄梁公传》的作者李邕之所以言之凿凿地书写此事，极有可能是因为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袁恕己在神龙政变后因功同日封王，号称 " 五王 "，故将这一美事写成是对张柬之、桓彦范、敬晖有举荐之力的狄仁杰的临终布局，张柬之等五王是依狄仁杰之计集体行动。中晚唐时期大臣吕温在给《狄梁公传》作赞词时即言 " 后代昧者，颇归功于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狄仁杰）所授也 "，明确肯定是狄仁杰 " 潜授五龙，夹之以飞 "。
《狄梁公传》的书写模式，迎合了读者 " 下一盘大棋 " 的阅读快感，故流传颇广，甚至影响到后世史家在正史中的书写判断。如《旧唐书》就明言，"（张）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狄）仁杰之推荐也 "。《新唐书》亦推崇狄仁杰，称其 " 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 "。两《唐书》均认为，张柬之发动神龙政变与狄仁杰推荐张柬之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明人梅纯在其史料笔记《损斋备忘录》中亦言狄仁杰 " 卒授五王反正大统，功固高矣 "。
后世史家根据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人的交集渊源，分析得出历史结论：神龙政变是狄仁杰生前给武则天布下的政治死局，狄仁杰是反武则天总后台，反武周联盟总盟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身处政变现场、作为当事人和政变目标的武则天，应该会赞同后人关于狄仁杰是神龙政变幕后人的分析定论。
不仅是古史传记，就连当下的影视剧创作，也受到这种传统史学观点的深度影响。徐克导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武则天曾质问唐高宗：为何要把可破万物的人间神器亢龙锏赐给狄仁杰，是不是想用狄仁杰来制约她？电影中的这个桥段，不仅将狄仁杰演绎为武则天的对立面，甚至在暗示观众这一切都是唐高宗生前布置的一盘大棋，认为高宗早已经看穿武则天的狼子野心，故用亢龙锏提升狄仁杰的政治优势，让狄仁杰能够借助先皇御赐的宝物攻破武则天的一切政治布局。
只是，狄仁杰真如后人分析判断中的那样，是反武则天总后台吗？狄仁杰确实力谏武则天复立李显为太子，狄仁杰也对发动神龙政变的张柬之等人有提携之恩，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这两个客观事实出发，能推导出狄仁杰授意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这样的政治结论吗？
如果狄仁杰真是反武周联盟总盟主，那以武则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政治家的政治眼光，她难道就看不出狄仁杰的政治立场到底是姓李唐的 " 唐 "，还是姓她武周的 " 周 " 吗？如果武则天连狄仁杰的 " 身在周营心在唐 " 的真面目都看不清，甚至还尊称她最大的政敌狄仁杰为 " 定策国老 "，那也太侮辱武则天作为空前绝后一代女皇的政治智商了。如果狄仁杰非要承担起武周王朝掘墓人的历史责任，那为何武则天 " 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 "，难道狄仁杰有天命在身的 " 主角光环 "，冥冥之中被上天庇佑？从狄仁杰临终嘱托到张柬之发动政变，中间相隔长达五年，以武则天的火眼金睛，怎么可能在这五年时间里对政变密谋毫不知情？
如果我们认为这一切都不合理，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一手托举李唐和武周两朝，一身肩负稳定武周局势和推动李唐回归——这两个看似彼此矛盾、不可能同时完成的历史重任，却同时落在狄仁杰一人的历史形象上。作为唐高宗着力培养的 " 识国家大体 " 的 " 真大丈夫 "，狄仁杰究竟是以怎样的政治心态面对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武周革命的？作为武则天最为倚重的 " 国老 " 重臣，狄仁杰究竟与武周社稷一代而亡的历史进程有何关系？
作为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信任的大臣，狄仁杰与这对夫妻皇帝的关系如何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君臣共治的优良传统？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武则天和狄仁杰的人生交集进行深度还原，尤其是对两人身处的历史图景和时代格局进行整体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