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1月14日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四集《科技赋能反腐》,央视新闻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发。
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手段越来越丰富,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方式越来越科学,反腐败战果不断扩大,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要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全会作出了“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的工作部署,着力提升智慧反腐、科技反腐水平。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案



李勇在石油系统工作近40年,他利用自己对国际海洋石油领域商业模式的深度了解,将权钱交易包裹在看似正常的项目合作之中,大量受贿钱款也藏在海外,自认为就算有人怀疑也难以找到证据。

真的没法查吗?当然不是。纪检监察机关接到关于李勇的问题线索后,结合种种迹象判断,高度怀疑他涉嫌严重腐败问题。结合他的任职经历,经过反复研究,专案组决定以数据信息为突破口。一方面,查阅大量外文资料,引入专业部门和有关专家参与,全面了解海洋石油商业模式与国际惯例;另一方面,调取李勇数十年经手的大量业务资料,充分运用数据信息技术进行立体分析,在多种信息碰撞中查找问题线索。



任峰德和李勇既是老乡,又在中海油同事多年,两人私交不错。上世纪90年代任峰德下海经商后,就开始依赖李勇在中海油揽生意,也给李勇送上高额回报,两人之间结成了利益捆绑关系。

2012年,中海油旗下某海外项目要租用一艘半潜式钻井平台,外籍代理商邬某为了拿到这一项目,提出事成之后会给李勇“感谢费”。李勇既想要“感谢费”,又想把自己剥离出来,于是想到让自己信任的任峰德来充当“白手套”。李勇专门和邬某商定,在这一项目中虚增交易环节,让任峰德实际控制的公司参与进来,凭空获得一笔中介佣金,实质是以此为幌子掩盖对李勇的利益输送。
任峰德:天上砸馅饼的时候,通过我的能力他们会认我吗?不可能,还是因为李勇他的影响力,外籍公司想给好处费,然后就让我去做代理,收这个代理费。

李勇利用职权帮助邬某中标后,邬某送上“感谢费”数百万美元,李勇和任峰德商议之后,决定将这笔钱存在境外。
任峰德:当时是李勇的建议,他建议开一个账户在国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李勇安排任峰德开设离岸公司、离岸账户,将赃款流经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账户后再存入某境外银行,流转路径极其复杂。专案组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得到了相关国家和地区支持,从境外获取相关数据信息;一方面加强境外开源信息搜集,综合多方数据进行穿透分析,形成了完整证据链条,让涉案人员在铁证面前无可抵赖。


李勇中饱私囊的一大手法,是在境外项目中介佣金上耍花招,和一些不法代理商内外勾结,纵容默许不合理的超高佣金存在,以便能够从中分一杯羹。他自认为十分隐蔽,然而在大量数据中抓取反常信号,恰恰是大数据的强项。


由于该项目佣金明显过高,太过扎眼,李勇希望孙某也能适当让步,压降部分佣金。然而由于他已经收了钱财,孙某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
李勇: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里边,我们俩大吵起来了。那时候实际上我没有想把他彻底赶出去,我就让他把那个份额降下来。他说退钱,想都别想,他说到中纪委去告我,去完了咱俩都了了。我也知道切不了,反正就这样的。
直到李勇从该公司离任之后,孙某明显不合理的代理合同才被终止。李勇的私心私利,本质上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2023年10月,李勇退休,本计划退休后享受这些贪腐带来的不义之财。然而不久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接到线索对他展开了调查。当李勇得知任峰德被留置的消息后,感到极度恐慌,在情绪崩溃之下,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想要在阁楼里烧掉收受的部分现金。
但他很快意识到,即便销毁了这些现金,也无法销毁违纪违法事实、无法消除权钱交易的罪证,便停止了这一疯狂举动。因私害公,最终必然付出代价。


在审查调查之初,专案组就着手开展境外追赃工作,精准制定策略,统筹协调推进。李勇存在境外的赃款全部追缴到位。

纪检监察机关深刻把握境内腐败和境外腐败交织的阶段性特征,充分总结新时代跨境腐败治理和追逃追赃经验做法,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积极运用科技手段,不断织密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让腐败分子无法藏身、腐败所得无处藏匿,让境外不再是“避罪天堂”。
欧阳柏青:这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反腐败的成功实践,也是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它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境外没有例外,境外也不是法外。我们将持续加大打击跨境腐败工作力度,特别是要深化以案促改促治,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严惩跨境腐败的高压态势,保持震慑的力度。
除了境内和境外的空间隔离,线上和线下的物理隔离,也成为当前腐败分子企图掩盖贪腐行为的一种手段。黄金、现金、贵重物品,这些都是传统腐败案件中常见的权钱交易载体,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不断发展,腐败又出现了必须警惕的新形式。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姚前案

这三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钱包”,里面存储的虚拟货币,评估总价值折合人民币达数千万元。通过这种方式收受贿赂的人,也曾经心怀侥幸,自以为足够隐蔽。



随着审查调查的深入,专案组最初的预判得到了印证,姚前的几笔大额权钱交易,都采用新型腐败、隐性腐败手段,其中就包括收受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在网络中只是一串数字,不仅和持有人身份分离,并且与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体系也完全隔离,可以在区块链上自由交易,不受地域限制地跨境流转,隐蔽性极强,监管难度极大。不过,专案组从一开始做足了准备,通过学习大量专业知识,深入了解虚拟货币的运行机制,找准了审查调查的关键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 邹荣:我们在初核过程中发现姚前有一笔1000万的异常资金的转入,后来我们经过大概有四层的穿透,最终确认了它应该是来自一个虚拟货币交易商的资金账户。

除了这1000万元,还有另外两笔大额入账,总额共计1200万元,也用来支付了房款。对这1200万元资金溯源,发现其来路也同样异常复杂。

专案组穿透层层“障眼法”,深入调查取证,锁定了这1200万元的源头。这些钱都来自商人汪某控制的一家信息服务公司,进而发现姚前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证券期货行业从事科技服务提供了帮助,形成了这1200万元利益输送的完整证据链条。
汪某又交代出了在这桩权钱交易中,有一个关键的中间人名叫蒋国庆,是姚前的下属,和姚前关系非常密切。专案组随即对蒋国庆采取了留置措施,经调查发现,他几乎参与了姚前的每一桩大额权钱交易,特别是姚前收受虚拟货币贿赂时,蒋国庆都参与其中。

蒋国庆跟随姚前先后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证监会科技司,既是姚前十分信任的身边人,也是姚前腐败路上的马前卒。和姚前进行权钱交易的不少老板,都是经蒋国庆引荐或转达诉求,而蒋国庆也居中分一杯羹。
2018年,一名币圈老板张某,通过蒋国庆请托姚前为自己公司的代币发行融资项目提供帮助。姚前接受请托向某虚拟货币交易所打招呼,帮助其公司成功发行代币,并募集到2万枚以太币。随后,张某就向姚前送上2000枚以太币答谢,这些以太币评估市值最高时,一度超过6000万元。姚前打招呼之所以起作用,自然和他的职务影响力脱不开关系。
蒋国庆:姚前在行业里面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
为了进一步夯实证据链,专案组基于虚拟货币特性,在区块链上尝试还原姚前收受的虚拟货币流转过程的整个链条。

专案组利用区块链技术,既查询到了2018年2000枚以太币从张某以太币钱包地址最终到姚前以太币钱包地址的流转链条,也查询到了2021年姚前转出其中370枚以太币,兑换1000万元资金的完整记录。专案组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电子取证,实现了各项证据的相互印证、形成闭环。面对如此扎实的证据链,姚前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违纪违法事实。


利用虚拟货币隐匿贪腐所得,只是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一种方式。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之下,无论腐败手段如何花样翻新、方式如何隐形变异,但只要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腐败的本质特征,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加大甄别和查处力度,不断丰富防治有效办法,任何形式的腐败都无处遁形。
当前,信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更新。在这时代的浪潮中,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科技含量也必然随之升级。要在这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顺应时势、拥抱浪潮,更要乘势而上、勇立潮头。
公权力监督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信息化、大数据应用带来的监督数字化,成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方法手段。它将不敢腐的震慑效应、不能腐的刚性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有效贯通、融于一体,进一步释放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浙江省纪委监委深化理念创新、工作创新、机制创新,全面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促进监督执纪执法提质增效。
浙江省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是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在招投标领域的创新实践。浙江省纪委监委和省发改委牵头建设这一系统,并专门成立了实验室,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在系统中的应用。这一系统目前不论是阶段性成效,还是未来的应用前景,都让纪检监察干部感到振奋。

招投标领域资金密集、资源富集,极易滋生腐败,如何监督治理是公认的难题。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究竟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将带来哪些改变?透过它帮助发现和查处的具体案例,让人更能直观地理解。
浙江省江山市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融资建设科原负责人冯疆案




根据系统分析,该亮化工程中的须江阁标段共26家公司参与投标,中标公司在资信技术上并无明显优势,但其资信技术得分却远高于平均分,疑似存在明招暗定的问题。风险预警被推送给项目属地监督部门,江山市纪委监委随即展开核查,预警指出的问题很快得到了验证。该项目中标公司的老板王某,通过冯疆牵线与内部人员勾结的问题随即浮出水面。

该项目招标负责人接到冯疆请托后,向评委透露了明显的倾向性信号,事成之后,二人平分了这50万元好处费。
冯疆:项目中标,就是招标负责人跟评委打了招呼之后,意思这家公司的方案做得不错的,评委其实也都是脑子比较灵活的人,一听就懂了。
纪检监察机关过去要关注到某个项目或某个人,往往要基于接到的具体问题线索。如今,智慧监管监督系统提供了全新的问题线索来源,而且准确性相当高,这对于查处腐败问题无疑是巨大的助力。

只要有了线头,常常就能牵出来一张网,在冯疆案中也是如此。从亮化项目突破之后,专案组再利用系统对冯疆和其他涉案人员参与过的工程开展二次核查,发现了更多问题。

2020年招投标的江山市中心城区雨污管网改造及附属配套智能交通采购项目,就是又一个案例。冯疆在这一项目中具体负责编制招标文件,他利用这一职务便利,将招标文件中核心设备的参数设定为一名老板所提供的设备参数,帮助其公司顺利中标,事后收受该老板20余万元。当时,他也自认为这种方法旁人无法发现。
冯疆:很多条件设的,外行的人其实是看不懂,外行的人其实不知道,你这个条件设起来能排除一批人,你只要把产品的参数设定好了,相当于产品定掉了,谁中标就比较容易了。
招投标项目涉及各个领域,各具专业性,要发现问题往往需要专业知识,这是以往办案中的一大难点。而现在,智慧监管监督系统相当于一个通晓专业知识和制度规范的内行,冯疆在参数设定里夹带的私货,瞒得了外行,却瞒不了内行。

浙江省江山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王荣飞:大数据分析之后,那我们相当于精准式地、狙击式地,它指出来问题所在的话,往往就是他们内部最关键的一个利益输送点。
冯疆插手的招投标项目发生在几年前,当时监管监督系统还没有面世。而随着当年的资料被录入系统,问题很快就被识别出来了。原先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手段,在技术扫描之下实则漏洞百出。
冯疆:我这种错误大家不要犯了,原先做的事情,今年没事明年没事,那也确保不了以后。

冯疆:我这么一个不好的例子,其实也是想展现给他们,不管是同行还是不是同行,不要犯这种错误,钱要通过自己赚来的,才花得安心。
冯疆案并非个例,通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不仅发现问题的数量大幅增加,发现问题的准确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在搭建中坚持以案建模理念,通过分析过往1000多个典型案件,从中梳理出九种行业乱象、七类腐败问题,将其具体表现形式和作案手段与数据进行关联,明确比对分析步骤,最后,由技术部门“翻译”成机器能够识别的模型语言,实现通过数据模型挖出更多同类腐败问题的目的。目前,已建成一系列监管模型和监督模型,当某个招投标项目资料进入系统,就会经历这些模型的全面筛查。



同时,每一起案件的查办,也反过来帮助系统不断完善。办案人员如果感到缺失哪方面数据,或者发现了新作案方式、新查案思路,都可以随时反馈,和系统的建设形成良性互动。

“大数据+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助力查办案件,也显现出了赋能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强大综合效能。
从不敢腐层面来说,有了这双“眼睛”加入监管监督,极大提升了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精准度和穿透力,大幅压缩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生存空间,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不能腐层面,这一系统为扎紧制度的笼子提供了一个有力抓手,实现了风险预警的闭环管理。相关地区和部门接到系统推送的风险预警后,必须进行处置,并将结果反馈回系统,有效推动责任压紧压实,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





开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最终目的是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促进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以大数据赋能公权力监督,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促进治理、推动发展贯通起来,让监督更好融入治理,在治理中发挥监督作用,在监督中提升治理效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充分体现了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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